原標題：《關于清朝國號：駁斥M.C. Elliott》
作者：李勤璞 （浙江農林年夜學文明學院研討員，法學博士）
來源：《原道》第33輯，陳明、朱漢平易近主編，湖南年夜學出書社2017年。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臘月廿七日乙亥
耶穌2018年2月12日
清是秦以降我國最主要朝代中的一個，現代中國直接的淵源；清朝宏大地輿空間、謹嚴軌制、長久國運、教化的深切與綜合性，無力地塑造現代中國人的國家幻想，而未完成內地化的外藩地區，則以平易近族問題形成現代中國的危機。清的前身是“年夜金國”（滿文作aisin gurun，“金國”，1616-1636），清太祖努爾哈赤樹立，年號天命（abkai fulingga）；太宗皇太極即汗（han）位后，擴張敏捷，天聰（sure han）九年派兵馴服察哈爾部，得秦始天子首創的中國天子歷代傳國玉璽（güi boobai doron，qas buu tamaγ-a），咸認為是天命攸歸的現象，商議擁戴皇太極做一統全國的皇帝（天子，hūwangdi）。天聰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舉行莊嚴的祭天儀禮，其后筑壇即天子位，建國號曰年夜清，改元為崇德元年，這是“年夜清”新朝的肇端。即天子位前后數月之間，皇太極把金國的軌制、典禮周全地改革一遍，成為一個小中國（因為中國——明朝尚在，有待戰勝）。
年夜元、年夜明、年夜清三朝，只要年夜元建國號詔書上說明了國號是取自《易經》。年夜明、年夜清則沒有說明取國號的根據，成為后世的疑問。japan(日本)市村瓚次郎最早講究清朝國號（1909），至今百年間常有研討者，各種解釋都在漢文、漢文明以內。這是正確的，因為一統全國的“中國”，國號年號必用漢字文義。
根究國號的意義，可以清楚其國體。americanMark C. Elliott（中文名“歐樹德”）就清朝國號提出一個非漢文的解釋，重復宣揚，但即便是在其清舞蹈場地史專著中也未加論證。本文先論其說法自己不成立，再正面介紹有理據可以接收的成說，以及明清內亞地區有關的文明情況。
一、Mark C. Elliott對清朝國號的見解
Elliott三次提到清朝國號的語文及其字面意義，前后稍有異同。2001年所著英文專著The Manchu Way一條注（第402-403頁）說：“年夜清”（Da Qing）在漢語意思是“極為純凈”（great pure），但滿語名稱daicing（來自蒙古語daicin）意味著“戰士”（warrior）。Daicing gurun——字面意思“戰士之國”——也許同時是私密空間一個只要講滿語和蒙古語的人能夠清楚的雙關語。
2013年6月2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載盛韻《歐樹德談滿文與滿族認同》記Ell個人空間iott如下見解：“看[滿文]原文和看譯文的感覺確定紛歧樣，這種感覺很難用準確的語言來表達”，為此他舉一個例子，“年夜清國的‘清’字，后人覺得明朝的‘明’日、月，屬火，而‘清’屬水，水滅火。並且‘清’聽上往也很好聽。假如看滿文資料的話，會發現‘年夜清國’的滿文是‘Daicing gurun’，‘gurun’就是國，‘Daicing’是戰士的意思，年夜清國就是戰士國，這個詞來自蒙語。漢人覺得‘年夜清’好聽、吉利，可是滿洲人和蒙前人一聽‘年夜清’，就會覺得熱血沸騰要兵戈。假如不共享會議室看滿文資料，這些平時不會留意的細節就會積累得越來越多，漸漸地就無法看到清朝的另一個面孔。”
2014年社會科學文獻出書社出書Elliott《乾隆帝》（第78頁，英文本第55頁）寫道：“皇太極選擇‘清’這個名稱，替換了父親在1616年有興趣仿效以前的金朝而選擇的‘金’。我們同樣也不明白‘年夜清’的含義，只了解它在漢語中是‘清亮’‘潔凈’之意。不過，應當指出的是，這一國名在滿語中是Daicing，它在滿語和蒙古語中均為‘戰士’之意。那么，對于那些能夠懂得這一含義的人而言，皇太極正在就其未來的意圖向人們發出清楚的信號。公然，八年后，清兵（Qing warriors）在山海關蜂擁越過長城。”
勤璞按，1636年皇太極在沈陽稱天子時所改國號為“年夜清”，daicing gurun、dayičing ulus分別是新國號滿文、蒙古文寫法，字面意思年夜清國、年夜清朝。英文warrior：戰士，懦夫；聚會場地戰斗的，尚武的。warrior nation意思為戰士的國家、軍人的國家。
歸納上述Elliott的見解：1.清朝國號daicing是滿語和蒙古語，意思均是“戰士”；daicing gurun意思是“戰士（擁有）的國家”。2.頭一次說起daicing的時候說它來自蒙古語daicin（dayičin）。3.滿洲人有興趣起了漢文與滿文正好同音的雙關語國名（年夜清，daicing），意思完整相悖：漢文“年夜清”是祥和的國名，在滿語里則是呼吁馴服，而馴服目標就是漢人和明朝小樹屋（Elliott用的英語詞是China）。因此清朝內部有兩類人（漢人及其馴服者）、有兩個截然敵對的面孔。
依照Elliott的見解，戰士的國家顯然意味著清朝是滿洲人以暴力鎮守的一個國家，絕非包含漢人在內的“全平易近皆兵”的國家；戰士之國是馴服中國者的自勉之詞，滿洲人蒙前人一聽這個詞，就聽到了號召，熱血沸騰，想要馴服中國；從國號能夠看到清朝滿洲人之作為中國馴服者的真臉孔，所謂“清朝的另一個面孔”。而漢人因為不懂滿洲語文，居然一廂情愿地認為“清”這個國名是吉利的而生喜悅，對于“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位置全然不了解。
以“兵”為全國國家的名字，這說法假如是真實的，真就顯現著“異平易近族”馴服中國的恐怖專心。可是，別的不說，當踐皇帝位之前，皇太極1對1教學在天壇（abkai tan）向皇天后土莊嚴行禮，并由禮官祝告六合，不怕上天（abka）了解他違背祝文所說“布恩澤，安生平易近”的專心嗎？不怕漢人了解他欺瞞的專心嗎？當時盛京城（mukden，今沈陽）滿漢同掌各部，漢官至多有羅繡錦、率太（率泰、李延齡，李永芳之子）、宜成格、王廷選會滿文，各部漢啟心郎（mujilen bahabukū）普通都會滿語文，進關後又選拔庶吉人專習清語（《養吉齋叢錄》卷2）；在《御制清文鑒》（1708）之前，第一部滿語辭典《年夜舞蹈教室清全書daicing gurun i yooni bithe》（附有語法書《清書指南manju bithei jyi nan》，1688）是江南太倉漢人（irgen）沈啟亮在北京旗營編纂的，其后天子屢次修撰滿語與多語合璧辭典，尋求四海同文的目標，這些事實顯示，清朝天子并不拒絕，而是鼓勵全國人學習滿文，不怕他們了解此中的機密。
二、從語文學駁斥Elliott的空想
清朝國號的滿、蒙文寫法daicing和dayičing（兩者讀音一樣）本非滿蒙語詞語，又不家教是戰士之意，僅僅是漢文國號的音寫。
（一）關于滿語蒙古語的daicing
“戰士”（兵）不是珍禽異獸那樣的生涯中難以見聞的事物，尤其在皇太極爭全國的日子里，盛京處所天天四處派兵征戰殺戮擄掠，因此是常見的，當時滿語蒙古語分別稱作cooha，čerig。可是要像Elliott所說，“戰士”這個尋常事物，在滿蒙語是用一個人們不曉得的字“daicing”來表現，則一點影子也沒有。
第一部滿漢辭典《年夜清全書》、其后天子第一部滿滿詞典《御制清文鑒》（1708）到御制合璧《五體清文鑒》里面均沒有這個daicing詞條。這件事實，或許可以解釋為，daicing這個字用作國號以后，雖然朝廷沒有號令，已經忌諱作別的詞來應用。可是《元朝秘史》《華夷譯語》與現存女真文資料沒有作“戰士”解的daicing這個字；在年夜清國號樹立之前寫就的、后來未經修正的滿文《舊滿洲檔》，也沒有。清朝天子退位之后的滿語、錫伯語、蒙古語詞匯，天然不再遭到清朝政治的約束，但查閱這三語的辭典，甚至平易近國期間外蒙古編的《蒙古語詳解詞典》（mongγol ügen ü tayilburi toli，北京，1994）、當代我國蒙古語族語言詞典，要么沒有da家教icing（dayičing）這個詞條，假如有的話，只要一個解釋：中國歷史上朝代名“年夜清”。
（二）關于蒙古語dayičin（daicin）
Elliott在2001年書中說daicing來自蒙古語dayičin，并沒有論證兩小樹屋個字之間的關系。后兩次不再提這一說，而是直接宣稱“daicing=戰士”。根據蒙古文monggγol üges ün ijaγur un toli（斯欽朝克圖《蒙古語詞根詞典》，呼和浩特，1988）：dai（dayin）意為“戰爭，敵人”；dayičin，“戰斗的，善戰的”，是dai（dayin）的派生詞。當代蒙古語里，dayin（名詞）戰爭；dayičin（描述詞）戰斗的，尚武的，善戰的。
可是詞法上，dayičin不克不個人空間及經由后接-g派生知名詞dayičing（dayičin+g＞dayičing）（清格爾泰《蒙古語語法》，呼和浩特，1992，第587-593頁）。
（三）關于運用方音
再考口語。蒙古語口語里dayičin能私密空間否可以發音成dayičing而意思一樣？蒙古諸部中科爾沁（qorčin）最早歸附后金，并與后金汗家聯姻，居于盛京南方，根據現在科爾沁方言，沒有-čin變成-čing的現象（查干哈達《蒙古語科爾沁土語研討》，北京，1996）。
追述秦始皇以來的中國（自認皇帝管理的全國國家；明清兩朝對外稱中國），往昔情境和觀念里，更易國號、稱普全國的天子，信任必須有上天的關懷和祖先的福佑，此事非常嚴重，不敢玩忽。皇太極稱天子、更改國號年號就經歷了勸進、猶豫、再勸進的過程，與朝鮮國交涉，舉行莊嚴虔誠的祭天祭祖典禮，從頭訂立各種軌制，這些《舊滿洲檔》《清實錄》可以查考，石橋崇雄曾應用原始滿文紀錄深刻提醒重要方面（〈清初天子権の構成經過歷程〉1994，〈清初祭天儀禮考〉1995，《年夜清帝國》2000）。國號要正年夜高古，有深奧來源，符合正字法的文語，不會用不穩定的方言土語。方言土語，人言人異，並且六合神和祖宗都會誤解。
（四）再論蒙古語詞匯dayičin
下面談論了沒有dayičin派生dayičing這回事兒。
覆按蒙古語的詞匯史，十七世紀初葉寫成的蒙古文《俺答汗傳》《黃金史綱》，甚至1636年清朝建國改元以后的《蒙古源流》（1662）、康熙、乾隆御制《滿蒙文鑒》（1717，1743），均沒有dayičin這個詞。平易近國期間內外蒙古學者本身編的辭典《蒙古語詳解詞典》與《二十八卷本辭典》（qorin nayimadu tayilburi toli）也沒有這個詞。dayičin是晚近的，能夠是二十世紀中期的新詞。滿語著名詞dain（軍旅，戰爭），滿語也有詞尾-ci和-cin，但它沒有詞匯daici和daicin。
（五）以往的詞源研討
檢討有關的詞源學研討，Peter Schmidt在Chinesische Elemente im Mandschu（1932）中謂滿語daicing來自漢語國名“年夜清”；另一個與此無關的詞dai瑜伽場地n則來自漢語“敵”（di，*dik）。William Rozycki在其 Mongol Elements in Manchu（1994）書中沒有daicing這個詞條。《蒙古語詞根詞典》以為dai是漢語“年夜”借詞，dayičing是čing ulus（清朝）的敬稱：yeke čing ulus（年夜清朝）；čing，借自漢語“誠”，專心的，誠摯的。
以上簡要的剖析顯示，Elliott滿蒙語文學知識單薄卻信馬由韁，證明他十五年間宣說的信心“戰士之國”竟全然虛幻。
應該說起一個直接的歷史事務。薩哈廉貝勒（1604-1636）通滿漢蒙文字，聰明，管禮部事，有裨國會議室出租政，是為勸皇太極即帝位而建言汗家諸位貝勒寫誓書的人，這件事使金國國家體制作主要變更。皇太極即帝位前三個月，天聰十年（1636）正月十七日，薩哈廉已經病重，皇太極遣文館希福等人上門探望，溫情慰諭。薩哈廉表現：當國家年夜勛垂就之時，本身罹病，行將就沒，以未能為主盡力、捐軀報國而遺憾。金國汗得知這話，惻然心動，說：“國家豈有專事甲兵（čerig dayisun）以為政治（yosun）者？倘蒙天佑，國土日增，克成年夜業（yeke törü），彼時若無此等明哲之人，何故收拾國事乎？”（《太宗實錄》卷27，括弧里蒙古文詞匯取自蒙文《實錄》對應處所）明君立國該當這般。對美利堅合眾國清史專家Elliott，這豈不是預先的答覆？
歷史研討者經常就其問題做出判斷，判斷也會出錯，但基于專業學識的錯誤判斷經常并不離譜。在《乾隆帝》封皮作者介瑜伽場地紹中，我們讀到，Elliott具有不凡的語文學和歷史學的才能：“除中國歷史外，并傳授漢舞蹈教室、滿、蒙文歷史文獻。歐樹德傳授是american‘新清史’學派代表人物之一，基于扎實的滿文史料研討”。但“年夜清”是滿蒙語、意為“戰士”，年夜清國乃“戰士國”，這樣的異想天開基于怎樣的語文學和歷史學的修養？這樣來傳授學生？讀者會要追問。
三、建國改元與清人的國家構想
松村潤（MATSUMURA Jun，1924-）是一位翻譯研討《滿文老檔》《西域同文志》《舊滿洲檔 天聰九年》《鑲紅旗檔》，用滿文史料悉心考證清初史的實證性的史家，他認為，一個國家發展過程中更改國號年號，這在其本身的佈景上，具有主要的意味。清朝以崇德改元（1636）為契機，從女真族統一國家的金國，變成女真人即滿族人為中間，與蒙前人、漢人的聯合國家年夜清國。在這個情境上提出對年夜清國號的見解。
松村潤貼切講究努爾哈赤所建金國天命建元以降的內部統合、對交際涉的經過，接著追尋皇太極繼承汗位以后，國內領導體制的變更，以及對漢人政策的更改，認為其意圖是導向君主一人獨裁的、中心集權權要體制的國家，也就是采納明朝體制，成為與明朝對立的另一個全國國家“中國”。
剛巧這時，天聰九年八月，出征察哈爾的多爾袞（dorgon，hošoi mergen daicing beile）等四位貝勒，獲得林丹汗所躲歷代傳國玉璽（漢篆“制誥之寶”），年夜喜，說“我們的汗有福了，天給了此印”（這是舊滿洲檔紀錄，乾隆朝欽定太宗實錄改成：“多爾袞等喜甚，曰：皇上洪福很是，天賜至寶，此一統萬年之瑞也。”）。玄月初六日，汗出營迎接出師前往的諸貝勒，率眾拜天。出師諸貝勒設案，把所獲玉璽置于紅氈上，命兩位固山額真捧案各一端，諸貝勒率眾遙跪，奉呈給汗；汗設案于黃幄之前，案上陳噴鼻燭。汗受玉璽，親捧之，率眾拜天，行三跪九叩頭禮畢，復位，激動地說：“這玉寶璽是往昔歷代帝王用的寶璽啊”，連說兩遍。顯然意識到玉璽是本身授命于天的標志。外埠駐扎的歸降漢官孔有德、耿仲明獲得玉璽新聞，十九日向皇太極指出，這是天命歸于金國汗，受共享空間命像堯舜文王那樣再次一統全國的征象，勸其速成年夜業。金國于是照這個標的目的推進，十仲春擁戴皇太極受天子尊號，第二年四月十一日祭告六合，接收滿蒙漢人眾擁戴，即天子位（hūwangdi soorin），建國改元。
皇太極稱帝前后數月采納明朝文物軌制以急劇中國化，可以看出，無論尊號國號年號，都是從漢文往構想的。在評析了對于“年夜清”國號的各種說法之后，松村潤認為這個國號是漢文的，取自《管子》心術下篇與內業篇之“鏡年夜清者，視乎年夜明”，“鑒于年夜清，視于年夜明”，年夜清即天，年夜明本日月，天蓋過日月。滿文寫法daicing只是漢字音譯。這是在跟明朝對比的思惟下制訂國號的。
他還申說，最為明確的是“崇德”年號，當時明朝年號是“崇禎”，兩者的類似，不是巧合；即對于年夜明的“崇尚禎祥”，年夜清朝則宣示“崇尚品德”，較明朝超出跨越一籌，高自交流標置。“年夜清”國號也是這個邏輯，“年夜清”即天（滿語abka），要壓過明朝的“日月”并取而代之。這是漢人的思慮方式，也顯示當時皇太極對漢文明的傾心（以上松村潤《崇德の改元と年夜清の國號について》，1969；《年夜清國號考》，1987。Elliott的前述專著未說起這二文）。
筆者還可補充一件。清人輿論上對明朝天命的競爭，這以前就開始了。皇太極“崇德”以前的漢字年號是“天聰”，就是類比明朝當時的年號“天啟”起的，因為滿文中，皇太極的名號是sure han，意思是“聰明汗”，滿文年號也是sure han（就是說在滿文里，他以汗號作年號），這里沒有“天”的意思，漢文年號“天聰”與之不相應，顯然起自與年夜明“天啟”的類比而意欲超過之。競爭是周全的，具體是這樣：
共享空間明朝年號國號：萬歷（1573-），天啟（1621-），崇禎（1628-）。年夜明（1368-）。
金國年號國號：天命（1616-），天聰（1627-），崇德（1636-）。年夜清（1636-）。
當時定名盛京各城門名稱、各宮殿名稱，整組合觀，最能體會其達成中國皇帝體制的意向，與其尊號“寬溫仁圣天子”相配。年夜政殿、崇政殿、清寧宮、鳳凰樓是最主要的朝會殿宇，先舉二例，以窺全貌。
今朝可見的八角形亭子樣式的建筑叫年夜政殿，崇德元年四月十三日定名為“篤恭殿”，此前松村潤（《清初盛京の宮殿》1962）和筆者（《盛京篤恭殿滿蒙漢三語名稱》2007）未能找到這般定名的寄意。今按聚會場地《禮記·中庸》有語：“是故正人篤恭而全國平”，此語前后各引《詩經》頌揚文王之德的句子。《禮記·表記》：“子曰：正人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經注：篤，厚也；恭，敬也。《孔子家語·門生行》：“堯舜篤恭，以王全國”。可見清朝天子希冀具備堯舜之德，以王全國。《家語》有滿文手本（kungdzi booi gisun i bithe）存于北京故宮，共享空間不知何時翻譯。
鳳凰樓（翔鳳樓），關于其名字、地位等等，松村潤（1962）有周詳考證，但未觸及樓名的寄意。鳳凰樓舞蹈教室三層，建于高臺之上，是朝會之所，在宮殿區的中間地位。先名鳳凰樓，十三日定名翔鳳樓。據此，它的寄意是鳳鳴岐山，即《國語·周語》：“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中略）。是皆明神之志者也。”鸑鷟（yuè zhuó），鳳之別名。古公亶父帶領本族遷于岐山，興盛起來，得以翦商，周的基業始于此。另一個寄意出自《詩經·年夜雅·卷阿》：“鳳凰于飛，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人，維正人使，媚于皇帝。鳳凰于飛，翙翙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士，維正人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以鳳凰來翔的瑞相，喻賢君地點，群士來集，奉職盡力。經注謂“貌恭體仁則鳳凰翔”。
年夜清國號是漢語，且是兩個字的結合。張雅晶對個人空間清朝國號詞源做了新的探討（2014），提示我們憶及：康熙天子一貫敬天法祖，且往其祖父建極稱尊未久，他編寫的滿語辭典漢字書名叫《御制清文鑒》，“清文”指滿語，但“清”字指清朝，顯示與“年夜明”朝代名稱一樣，“年夜清”二字可以拆開，單獨稱“清”，還可用“皇”“圣”替換“年夜”字，稱皇清、圣清，意思仍指清朝；滿文本《太祖高天子本紀》（taidzu dergi hūwangdi i ben gi bithe）有短語amba cing gurun，即年夜（amba）清（cing）朝（gurun）。這是當時的見解。
四、dayičing：亞洲腹地更早的漢語名號
在年夜清樹立之前，蒙前人曾引進漢文詞匯“dayičing”作為莊重名號，蒙古、西躲、滿洲人應用，顯示塞外文明一個主要的側面，長城南北的價值混淆，也就是順治以后清朝天子們尋求的文教上的全國“同文”。但這個詞不是“年夜清”之義。
明嘉靖年間，游牧于今呼和浩特至鄂爾多斯之間的漠南蒙古各部落，貴族名字末尾忽然出現dayičing這個字，似乎是封號或官職，后來也用在名字的前部，明朝記作年夜成、歹成。翻檢漢文蒙古文史料《萬歷武功錄》《北虜風俗》《俺答汗傳》《蒙古源流》，俺答汗（1508-1582）之兄的一個兒子，名字叫歹成都剌兒臺吉（buyangquli durar dayičing，1526-?），住牧于河套一帶，年夜約是最早的例子。當時的情況是：明朝在長城線開始掉往威勢，蒙古左翼從草原深處挨近長城，並且深刻到青海湖四圍地區和嘉峪關內外，頻繁用兵（dayilaju yabubai），同時全社會轉向西躲釋教崇奉，趨向戰爭生息。盡管現在不知dayičing這個新名號或官稱的意思，但當時系新起，詞義應該是明確的。
其后“隆慶和議”（1571），穆宗天子加封俺答汗為順義王，鉅細貴族同時獲得明朝官職和俸祿，廣開通商，蒙古左翼獲得承平生涯，俺答汗也到了老年末年。《俺答汗傳》寫到，這時有位阿興喇嘛到了俺答汗身邊，宣說此生來世的哲理，勸其信釋教，念誦六字真言，遵照八關齋，均被接收。八關齋第一條是不殺生。《萬歷武功錄》報道說，俺答在部落“益誦佛經，專以殺生靈為戒”，在年夜青山建寺院（或即今美岱召）。阿興喇嘛進而勸導迎請格魯派領袖鎖南堅錯至當地，結成師弟因緣，乃有萬歷六年（1578）俺答在青海湖畔與鎖南堅錯見面受灌頂的事兒，從此蒙古左翼全都改信西躲釋教格魯派，達賴喇嘛出現于歷史。
在青海湖畔隆重皈依儀式上，俺答汗給鎖南堅錯等高僧送上尊號，也給促進師徒因緣的有功喇嘛賜以封號：“謂阿興喇嘛首倡宗教勸修清凈善業，賜以額齊格喇嘛之號；為報其恭共享會議室請呼圖克圖達賴喇嘛（之功），賜思達隴囊素以岱青達爾罕囊素（dayičing darqan nangsu）之號”（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第224節）。蒙古語ečige，父親；岱青即dayičing清代譯法；darqan，安閒。由上述新轉進釋教崇奉的情境看，這樣的場合，給一位高僧加號“戰士”，不難被誤解成鼓舞其武勇殺生。那么蒙古語稱號dayičing絕非“戰士”的意思。
明代蒙古史家、內蒙古年夜學傳授薄音湖老師（Buyanküü）做過考證，已厘清那不是蒙古語，而是漢語里來的，且是兩個字分解的，當然未能確定dayičing具體涵義，但dai借自漢語的“年夜”，čing能夠借自漢語的“誠”交流。čing此前見于《元朝秘史》與洪武本《華夷譯語》（《明代蒙古的若干稱號》，1998）。分歧語境čing有誠實（čing ünen）、實在（如實數：čing tuγa）、堅固（čing batu）等意交流思。čing也用于人名如čing tayiji，čing baγatur。五世至七世達賴喇嘛曾密集地給蒙躲貴人加封號、賜印章，封號上常有dayičing字樣，躲文寫作davi ching，例如1721年給躲族康濟鼐加號d舞蹈場地avi ching bā thur（蒙古語dayičing baγatur），顯示這個詞也并不是躲語。既非蒙古語又非躲語，再看dai講座場地-cing音節特點和明清的地區文明接觸的場景，那只能是漢語詞匯。
這里想指出的是，普通認為，明代中國是荏弱的，在內陸亞洲邊疆地區缺乏強力和建樹。實際并非這般，明朝文明的傳染感動感化蘊藉而深遠，遭到珍視。通過封貢軌制，通過尊奉西躲釋教，明朝政治社會的軌制與風習甚至生涯興趣，耐久地誘導著西躲蒙古社會發生深刻的改變，dayičing等名號官號是例子；此內在遠離明朝邊境的阿爾泰山南北地區，明末和碩特部領袖圖魯拜琥（törü bayiqu，1582-1655）因為調解停息衛拉特與喀爾喀之間的戰事，1606年被三世東科爾呼圖克圖（stong vkhor chos rje，1588-1639）和喀爾喀君臣賜予davi gu śri爵號（cho lo），此即“固始汗”名字的由來，而躲文davi gu śri就是漢語“年夜國師”這個字眼兒音寫，合適明朝天子賜予喇嘛名號的常例。
“精進修行”印章的應用是另一個例子。根據新疆師范年夜學巴圖巴雅爾師長教師的研討，明末1620至30年月（天啟崇禎年間），土爾扈特部落向西游牧到伏爾加河道域（里海東南，今俄國卡爾梅克共和國地區），1771年回歸故鄉。汗擁有一枚方形漢文篆體“精進修行”印章，作為汗國官印鈐蓋在內外年夜事的公函上。這類公函現存幾十件。這枚印章應是講座場地明朝天子賜給喇嘛高僧的。這位高僧應與土爾扈特部領袖有血緣關系或法緣關系，便是某一代領袖的釋教師父。歸正這枚喇嘛印章竟轉為汗國最高領袖的璽印。【見插圖：印章兩枚】
盛京時代開始，清朝延續蒙古傳統，將這個daicing名號加封給有功勞的蒙前人和滿洲本身人，漢字普通寫作惡青、岱青、戴青。例如就在四月十一日稱天子、建年夜清國號之後，二十三日，對外藩蒙古貝子論功行封，就以此加封凍（düng）為多羅打兒漢歹青（törü yin darqan dayičing）。更多蒙前人名字上有dayičing字眼兒，清朝在予以封敕、記功、襲職的時候一仍其舊。這跟年夜清國號分歧，是另一個同音漢語詞匯。
土爾扈特汗官印“精進修行”
明朝敕賜喇嘛官印“圓修般若”
責任編輯：姚遠